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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成立伊始,汇集我校各级老师、领导的关心与参与,家长、学生的关注与需要,愿与大家共同成长!博客主要在工作日工作更新,望大家理解!一些视频和博客是值得一读再读,一看再看的,总会有新的领悟,欢迎大家经常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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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Marva Collins' way(四)  

2011-09-18 20:53:37|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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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1959年6月,一个学期结束了,我有两个月的假期去芝加哥拜访我奶奶的一个表亲,安妮.汤森德。我并没有计划要在加菲尔德找份工作或者找个老公组建家庭,然后定居在那里。


在芝加哥呆了几天,我就对当一个游客感到无聊了。于是一时冲动就浏览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申请了Mount sinai医院的一个医学秘书的工作,并且被录取了。我对医学一无所知,但是我开始学习拉丁语来理解那些医学用语。这份工作非常有趣,促使我我决定留在芝加哥。我在哈姆林大街的一座U形庭院的公寓里住了下来,这里可以看到加菲尔德公园。这间公寓很小,有一张墨菲床(Murphy bed通过天花板上的铰链,可以将这种床存放在墙壁里)和一个朝阳的厨房。这对我来说很好了,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地方真正的属于我,而且我的第一间公寓离医院,安妮家和克拉伦斯.柯林斯都很近。

克拉伦斯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就在安妮家隔壁。我开始注意他是因为他对家庭的那种责任感。他们家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家庭,有11个孩子,8个男孩和3个女孩。我认识他时,他在Sunbeam设备公司当绘图员,他会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将近20年。虽然他没上过大学,也没我读的书多,但是他和我一样能下定决心,而且比我头脑冷静。他非常和善,具有绅士风度。邻居家的小孩经常围着他转,有几个小孩在我俩第一次约会时还和我们一起去河景游乐园。我知道,像这样一个对别人家小孩都如此耐心的男人一定会是个好父亲,好老公。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我继续做我的秘书,但是不久我就开始怀念我教书的时候了,我想念那课堂,我想念那种帮助孩子们发现新的解决方法时的兴奋。于是我去了市区的教委会,申请一个教师职位。其实我要做的就是把我的大学经历和在亚拉巴马的教学经验发给他们,不需要参加认证考试。在芝加哥的学校,老师们不必一定要有教师资格证。那时老师很短缺,所以只要你有个大学学位,就可以教书了。但是如果没有教师资格证,你只能是一个全日制的代课老师,这意味着你和学校签约,但是不算资历而且不是永久职位。几年之后,芝加哥教师联合会给校董会施压,自动将资格证授予那些教书三年以上却没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

我收到的任职信中任命我去杰克逊街的卡尔霍恩南方小学教二年级。我没有交过年龄这么小的孩子,但是我想这和我教大孩子的原则是一样的。我要去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为他们创造学习的动力。我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学习重要,我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让他们自信。

我打开童年的记忆,回忆那些让我高兴、难过、兴奋、伤痛或者害怕的事情,那些让我哭泣,让我开怀大笑的事情。我努力用一颗敏感的心去体会他们的感受。我发现拥抱、抚摸他们,对她们说“我爱你”,能让他们在教室里觉得安全、愉快,并在我和学生们之间以及他们自己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关系。
孩子们非常善于模仿大人。如果一个老师嘲笑或指责某个学生,那么学生们可能也会彼此嘲笑,反之亦然。

最开始,我遵照教学大纲教书。但是不久我发现大纲已经落后与学生们的能力了。他们能学习更多。所以我就扩充了大纲。如果大纲中某节课要学生们指出该页所有的三角形,我还会要求他们在第二个三角形上方写上大写D,给第四个三角形涂上红色,给第七个三角形涂上蓝色。然后我让他们在这些三角形上方写上红色和蓝色两个词。通过这个,孩子们不仅可以学习认识形状,而且可以建立方向感,学会思考,数数字,区分颜色和拼写单词。而分组活动比起单独作业来说,更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几周以后,我的学生们开始对二年级的必修阅读课本感到厌倦了,我不能责怪他们。在那些书里,没有真正的故事,里面的内容不值得占据孩子们的思想,也不能激发他们思考。书里面都是一些男孩女孩玩耍的图片,图片下方附上句子,比如:“快跑,Pepper,快跑”或者“看到Pepper跑”。对于孩子们来说,根本不必阅读这些单词,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看图而已。

我以前从未交过二年级,我对教阅读课了解不多。我不知道Phonics方法(核心是建立字母与语音之间的关系,不借助音标,看着字母就可以直接读出该词,学生们学会解析单词音节,分清元音辅音)和看说方法(利用图画和图画的注解让学生们建立视觉词汇)的冲突。对于我来说,最自然的事情就是教会学生们读出单词。我就是这样学习阅读的,我也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去教二年级的学生。我不赞成教学指导里按照看说法教书的方法。

我觉得如果学生们对他所读的兴趣越大,求知欲也就越强。我没有一些专家的研究可遵循。就是感觉。为什么孩子们要在那些“看到Pepper跑”的书本上白费精力呢?我决定不用必修课本,而是从图书馆和书店拿来一些书。我的孩子们读了《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拉封丹寓言》和《列夫·托尔斯泰寓言故事》。我选择这些故事是因为它教人们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的经验教训。童话故事和寓言让孩子们分清善恶——贪婪,麻烦,幸福,平庸和快乐。读过这些故事之后,你会去思考,去和别人讨论。我最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喜欢阅读。我希望他们理解,阅读不是为了记单词而做的练习,而是陶冶情操的一种方法。

我让学生们自己画图来讲故事。有时候我们根据寓言故事表演,我们还自己编写结尾。我们甚至自己编故事,我先开始,然后每个孩子加一句。我跟着自己的感觉,尝试新的方法和授课内容。我非常喜欢这样。我喜欢看到他们解出数学题或者发现两个平行结构时的兴奋,那种兴奋可不止一点点。

我在卡尔霍恩教了一年的书就暂时中断了,因为我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儿子——艾瑞克。但我知道我还会回来教书的。

在卡尔霍恩教书期间,克拉伦斯和我在西亚当斯街3819号买了一套两室的公寓,沿着街道直走就是德拉诺小学,离我在哈姆林的公寓也很近。加菲尔德公园周围住着大部分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我们是最早住在那里黑人家庭之一。现在回过头看,我才意识到周围的变化是那么快!曼德森街的银行关门,一夜之间临街铺面之间出现了栅栏,许多商店的窗户上贴上了“此店出租”的标记。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变化,我成长的小镇上,人们大都一辈子也没什么变动。

在1962年,我们搬进新房一年之后,艾瑞克出生了。三年后,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帕特里克。1968年,我们的女儿辛西娅也来到这个世上。那时,加菲尔德公园已经成为芝加哥的另一个贫民区,那里妓女和匪帮经常出没。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窗户上钉上了木条,楼房都空着。最糟糕的一次破坏发生在1968年四月,马丁路德死后不久的一次暴动。人们都疯了,他们在街道之间狂窜,砸破窗户,抢劫财物,放火烧楼。太可怕了,我们好几天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暴动结束之后,加菲尔德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克拉伦斯得走上一英里去拿牛奶。

因为孩子太小,而且开销越来越大,我和克拉伦斯根本没有钱搬出加菲尔德,我的好多朋友都陆续搬走了。或许是我天生的不服输的劲头,当我看到越多的人离开,忘记他们的老朋友老邻居时,我就越下定决心要留下,即使到后来,我们有了足够的钱,我也安安稳稳的住在加菲尔德公园,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从那些年开始,我就一直和周围冷漠的生活态度抗争。人们似乎不再有自尊,我不知道,在像加菲尔德公园这样的地方,人们究竟怎么了。在亚拉巴马,贫苦的黑人们会用八角牌肥皂把他们简陋的小木屋擦得一尘不染。即使他们买不起商店里的好扫帚,也会把门廊扫的干干净净。他们砍些树枝,用绳子把它们扎在一起做成扫帚。如果看到脏兮兮的拖把被放在门廊上或者灰塌塌的床单在晒衣绳上晃来晃去,大家就会使劲摇头,流露出厌恶的表情。我母亲经常告诉我,从一个人家的外面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在亚拉巴马,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南方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穷人们的孩子会穿着整齐干净的补丁衣服去上学。他们的衣服可能很旧,但是非常干净。如果你的孩子脏兮兮的,那么你也不会被小镇的人们接受。如果你的水桶很脏,这会让你丢脸的,如果你用水瓢而不用杯子喝水,别人会说你是个野蛮人。如果你不修剪自家的草坪,或没有扎紧栅栏,你就会遭排斥。如果邻居看到你在修剪草坪,他就会把自家的草坪修得比别人家还干净。在礼拜日,教堂仪式结束后,每家都会出去野餐,每个人都会看谁家的饭做得最好。如果你家的晚餐不受欢迎,你可就丢人了。


在加菲尔德附近,住的大多是像我一样的南方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够保持这种南方人的自尊,而他们不能。部分原因是那些人老是想着坐享其成。太多的人习惯于倾听那些自我标榜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宣扬自由公民主义。他们说,如果这么多的外来人都能来到美国做这些那些,那么加菲尔德的人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不幸的是,那么多的黑人都坐等着白人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


我认为政治家们不会去改变,那些游行和暴乱从长期看也不能取得多大得成果。我一直都告诉我的学生们:“如果哪天你对某个人挥着拳头或是大声吼叫,他可能会给你些东西因为他确实觉得对不起你或者害怕你,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接下来的十年你去跟谁要呢?

我深知,教育是真正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教会学生自尊自爱。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学习、发展技能和自理能力的重要性。我经常给我的学生们讲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的故事。这就是我为什么呆在加菲尔德的原因。我想留给世人的是一群不会坐享其成的孩子,他们有自尊心,能够自食其力。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能让孩子们有所作为,他们就得有坚强的父母或者老师,二者拥有其一或兼备。


1963年2月,埃瑞克六个月的时候我重返讲台。我并不愿意把他留给保姆照顾一整天,但是我必须得去工作。我们得还房贷,没有我的薪水,我们曾经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幸运的是,我被派到了德拉诺小学,沿着街道走不远就到了。这样,我还可以在午饭时间或者一些紧急情况下赶回家。我第一年教六年级,第二年教二年级,从那以后就固定教二年级了。我在德拉诺连续呆了几年,除了因为要生帕特瑞克和辛迪时请了一段时间产假。德拉诺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恐怕是全世界最好的了。但是,终于有一天噩梦降临,不是因为学生而是因为老师。


当我刚开始在德拉诺工作时,我对校长印象深刻,他是一个年纪较大的德国人,是个古典主义学者,会在午餐时间为学生朗读伊利亚特。会在教师会议上背诵邓恩(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叶芝(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和拜伦(英国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的诗歌,有时他会在半路停下来,让其他老师接上下句,如果老师们接不上,他就摆摆手显示出不高兴的情绪说:“有些人真是一文不值。”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并且开始给学生教授诗歌和古典文学。总之,校长先生让我知道了要成为好老师就得不断地和学生们一起学习。


最初,我和所有的老师相处得都还不错,尤其是其中较长的一位,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我经常和一个来自阿肯瑟的女老师一起吃饭,我们一起探讨如何让学生喜欢上阅读的办法。她建议让学生们融入故事情节中,而不是被动的看那些文字。她告诉我可以让学生们扮演故事中的角色,然后去问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她还建议让学生们给每一个角色写信。从那天开始,我发现这些都是让学生们对故事感兴趣的好方法。

几年过去了,学校的老师也在变动。有些老师退休了,有些自愿到其他地方当老师,有些被教育局派到城里了。替代他们的都是一些不同类型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做的事情。还有几个年轻人来教书是为了躲避征兵或去越南战场。其他很多人很坦然的承认他们不想教书,但是又想不出去干什么。她们想要的就是打发日子而已。

德拉诺又来了一个新校长。只要大家都安安静静地,遵守秩序,他就不会花多少精力在课堂上。实际上,他只来过我的课堂一次,就是要告诉我遮阳板没有放齐,他说这样会给路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有一次,他打断一个正在背诵《冰与火》(作者是弗罗斯特,美国诗人)的学生,就是为了叫我让同学们去外面做消防演习,那是两天之内的第六次消防演习了!校长出去的时候,走到我的一个女学生面前,告诉她上课不能脱鞋。一个孩子的鞋子和她的学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那个女孩在其他两个班级曾搞得天翻地覆,现在她终于安下心来学习了。

我在公立学校教书时间越长,就越意识到学校除了教学不在乎,其他的都在乎。教学是被放在最后一位的,你得先收取学生的牛奶费,摆好公告牌——上面不准摆上过时的东西,把课桌和遮阳板排整齐,填完一式三份的各种表格,做好上机卡的考前和考后积分,将各个阅读水平的表格做好以上交校董会。每个人都得接受疯狂的测试。似乎那些管理者们想要的就只是IQ测试和成绩排名。孩子们有没有学到东西根本就不重要。什么东西也比不上那些根据成绩而做出绩效考核重要。老师们要特别教学生们应付考试的技巧。奇怪的是,如果孩子没有学好,没有人会追究老师的责任。如果一个八年级的学生还不会阅读,也没有人去问他的一年级、二年级或者三年级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孩子的错。

我对此简直不能忍受,不能接受这种为人师表的幌子。孩子们是被推着往前走的,他们毫无准备,这样更容易为失败埋下种子。他们不会阅读也不会写作,但是他们还是会照样升到高年级。我开始意识到,许多在芝加哥学校的穷苦孩子们成了“看-说”教学法的牺牲品。这个方法最初是在19世纪三十年代用于教聋哑儿童阅读的。后来就有一些教育家们,其中包括贺瑞斯·曼恩,把这种方法引入公众学校,他们认为既然这能让耳聋学生学会阅读,那么对于正常小孩,肯定更容易了。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看图阅读法被许多学校采用,并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接纳。从那时开始就流行起来。尽管在1955年,鲁道夫福兰斯发表了《为什么小约翰不会阅读》,他斥责“看-说”法教出来一代不会阅读,不会拼写也没有语法感觉的孩子,还是没能劝服那些学校,也不能阻止“文盲”儿童数量的增长。

我永远也理解不了人们怎么会认为孩子们只需要看图就能学会阅读。如果把那些注解的图片和熟悉的词语排序拿走,阅读就变成了猜字活动。根据“看-说”法,孩子们的词汇量是死板的,这种方法也不给孩子们教元音和辅音的规则,所以当他们遇到新的词汇,就不能独立拼读了。比如说,学习look时,你不教他双写o的发音,那么当他碰到took或者book是,就不知所从了。他们只有等到老师教到那里才能记忆。

我不会让孩子们依赖于已有的词汇量,而是教他们如何用拼音学习单词。在几年的经验中,我亲眼目睹孩子们如何通过phonics方法(核心是建立字母与语音之间的关系,不借助音标,看着字母就可以直接读出该词)来提高他们的阅读和拼写能力。但是他们必须精读拼音规律——英文中规则的和不规则的发音模式——而不是那些无头无尾的山寨版本。我看到过如果一个孩子能掌握元音、辅音以及音节划分的规则和一些特殊情况,她就可以阅读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了。

所以,我并没有遵循“看-说”法的教学大纲。事实上,我的许多内容都超出了教学大纲。比如,我在教他们加减法时,会告诉他们算术(arithmetic)这个词是希腊语,意思是金额。而人们用digits表示数字,这是由拉丁文中的digitus演变而来,因为digitus在拉丁文中是手指的意思,过去人们就是用手指数数的。我还教他们毕达哥拉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认为,数学能让小学生们变得完美,得到上天的优待。我告诉他们苏格拉底说过思想不会拐弯的人生活也是直来直去(straight thinking lead to straight living)。我给他们朗读名言警句和《101首名诗》,我们会谈到爱默生的“自尊自爱”,培根的“关于教育”和梭罗的瓦尔登湖里的“一个人无法赶上同伴的步伐,或许是因为他听到了不同的鼓声”。

但是我教孩子们这些不是要让他们变得迂腐。我希望他们能阅读这些好文章并影响他们的一生,学会如何生活。我努力给孩子们展示加菲尔德以外的世界。如果你们不向他们介绍外面的世界,他们是不会意识到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

我的方法就是教小孩建立完整的人格。一个老师应该帮助孩子发挥自己的个性,建立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我关心学生的各个方面——他的态度,举止,着装。我得确信我的学生干净整洁,穿衣得体。我教他们走路要昂首挺胸,要有自尊心和自信心。我时刻提醒他们,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怎样看待自己。这些是我的父母告诉我的,我坚信这一点。

从小我就坚持自己信仰,不会为了取悦他人而改变自己。但是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教学方法,引来了德拉诺学校的其他老师的愤慨。我在整个一生中都得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坚定往往会让别人觉得疏远,甚至在我小时候也是如此。

在德拉诺,我为了坚持自己做出了最激烈的一次抗争。然而,我所做的一切,从穿衣风格到教学方法,似乎激怒了我的同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批评,他们甚至开始质疑我的动机。我不理会他们,集中精力教书。然而,我的让步让事情变得更糟。我的冷淡触怒了他们。
一年又一年,我对德拉诺的不满与日俱增。老师们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谁带哪个学生,谁拿到了文具耗材,谁管理休假和午餐税,除此之外,我对教育局管辖下的那么多的学校及老师也感到沮丧,要保持记录,上下起伏综合征。天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琐碎小事来分散大家教学的精力的。

教学大纲跟着潮流变来变去,教材也变了。在某些地方,某些人想要淡化这些退步。教材的难度比预计要达到的目标落后了两个年级。为什么?因为学生们不会阅读。他们没有去改变教材内容来提高学生的技巧,而是把书编写得更加容易,增加插图,减少单词的数量,降低单词的难度。其中一本书的一篇故事中,他们把旧版中的“宏大”和“忧心忡忡”两个词简化成“大的”和“担心”。教学的标准越来越低。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用崇拜的眼光回头看19世纪60年代的教育。那时,我碰到一本1862年出版的《修辞手法》,那里面讲到了约翰.罗斯金(英国诗人,文学家,社会学家)、奥立佛·高尔斯密(爱尔兰诗人)、约翰.弥尔顿(英国诗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而这是面向小学生的。而今天,这些古典文学被认为难度过高。甚至是一年级学生的词汇量都缩减了,在1920年,一年级的词汇量是345个新单词。而今天,大多数学校只要求一整年学习53个新单词。但实际上刚入学的5周岁小孩已经掌握4000左右的词汇了。

大把的钱被花在这样的错误教育上,从那些“易读易学”的教材、课本、教师指导用书、教育游戏到各种教具。光是教材每年就要花掉10亿多美元,其中利润的最大来源是可视教具,包括闪存卡,录音带和电影胶片。这就不难看出教育界鼓励学校停留在表面教育的原因了。

在德拉诺,有一小部分老师和我有同感,但是大部分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生怕招致风波,包括校长先生。校长天生怕事,他们只求在自己的任期内能相安无事,以便可以在区政府中求得一职。他们会发给官员们羊皮手套,害怕年终评估不通过或者添加插班生。而校长在人间最希望的莫过于老师联合会闹事了。

所有的这些,都增加了我的失望。到一定程度后,我更加直抒己见了,这让我和其他老师的关系更加疏远。如果我抱怨这些教材和大纲,他们就非常烦。如果我抱怨消防演习过于频繁,午餐室卫生太差或者学生厕所的手纸太少,他们就会说我是在教师会上浪费时间。他们劝我关上教室,充耳不闻。但是我做不到。

最终,这种对峙不断加深。任何时候,我走到教师休息室,就会有种令人尴尬的沉默。其他的老师会坐在沙发上喝咖啡,交谈有关学生的故事,但是当我一踏进门槛,他们就戛然而止。尽管我平时很自信,我还是不能对这种冷漠无动于衷。我讨厌这种局外人的感觉,让我想起小时候同学们戳我的花布衣服,嘲笑我傻大个儿时的感受。我不知道如何与我的同事们和谐相处。我不擅长跟人闲聊。在别人面前老是重复说一个男孩读了三次六年级或者一个新来的学生换了七所学校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让我很不舒服。这些事对我来说并不好笑,我经常听见一些老师说:“我讨厌这些该死的学生。”这样的评论会让我觉得绝望。作为一位母亲,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被送到学校,却碰上这样“讨厌该死的学生”的老师。不管他们给我多少钱,我绝不会那样的。

情况令人沮丧,有几次我曾想在其他学校工作,但是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工作,我想教住在我周围的孩子。在1974年9月,我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教我的学生了。新学期新开始,在新学期的第六个礼拜,我的学生是那么渴望学习,我觉得这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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